1966年5月余松烈（右二）在肥城汶阳镇砖西村麦田考察

2006年5月24日余松烈（左三）带领学生考察小麦试验田。图为余松烈与农民、学生们在一起。

　　远村秋色如画,又到了冬小麦将播种的季节。滕州市级索村的退休老支书王其金,情绪低落地站在田间望着远处。他不是担心来年收成,而是在悲伤老朋友余松烈的离去。二十年前,余松烈曾在这里向他和村民传授栽培技术,使他们喜获丰收。
　　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农业大学教授余松烈,今年4月在泰安逝世,享年95岁。作为中国现代小麦栽培学的奠基人,他研究创立的  “冬小麦精播高产栽培理论与技术”“冬小麦宽幅精播高产栽培技术”,多次刷新全国冬小麦单产纪录,惠及山东、河北、江苏、河南、安徽、山西等地累计3亿多亩麦田,实现小麦增产130多亿公斤。他将毕生精力和心血献给麦田,直到病倒在医院。

一定要把小麦单产搞上去

     “我没有高学历,没有出国留过学,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我所搞的小麦研究算不上是门高精尖的学科,自己也没有高深的理论水平。”余松烈曾说,“我的成长,是向实践学习,向农民学习,理论联系实际,老老实实地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干的结果。”
　　1974年春,54岁的余松烈教授带领工农兵学员到滕县(今滕州市)龙阳公社生产实习,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麦收的时候,余老师就和我们一起割麦子、捆(麦秸)个子,凌晨三点钟又要准时起床写试验笔记、做论文。”原滕县“五七”农大小麦培训班学员、现任滕州市政协副主席刘希运动情地回忆,“看到农民的干粮和稀饭都是地瓜,容易生胃病,余老师就下决心说,‘我一定要把小麦的单产搞上去!’”实习结束,余松烈主动要求下放劳动,留在滕县农村搞小麦栽培。
　　第二年夏收后,余松烈向滕县农业局提出办22个标点  (生产)大队科技队长参加的小麦培训班,并主动承担了教学工作。“余老师在各个大队都布置了田间试验,由同学回队试验,并进行总结。”余松烈的科研助手董庆裕说,“有一次,余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宿舍,也是他的办公室。我第一次进了那间土房子,一张简易床和一张三屉桌,还有洗脸盆和自行车,而麦穗却占了半间房。余老师让我协助他数麦穗麦粒、退化的小穗和小花的数量,每个小穗都分开数,要求基本数据必须准确。我当时刚高中毕业,不懂也没问,整整搞了十多天。
　　后来,我才明白他在给‘小麦精播高产栽培技术’找数据支撑。”农村青年董庆裕,因为做事认真被余教授看中,成为其科研助手。在余教授当选院士后,他又成为其工作助手和生活秘书,“余老的教诲和帮助,改变了我甚至我家人的一生,他是我的恩人!”董庆裕说。
　　在余松烈眼里,他的研究课题必须结合生产实际,解决农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此后的三年中,余松烈进行了20多项试验,形成科研成果项目15个之多,最终形成综合创新成果“小麦高产栽培的理论与实际”,带动滕县80万亩小麦连年丰产,使滕县成为全国小麦高产典型,这项成果也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此后,他主持的“山东省黄淮海中低产地区夏秋粮均衡增产栽培技术研究”以及“冬小麦精播高产栽培的理论与实践”,分别获1987年、1992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9年,88岁高龄的余松烈带领小麦栽培科研团队,用“冬小麦宽幅精播高产栽培技术”,在滕州创出了3.42亩亩产789.9公斤的黄淮冬麦区和北部冬麦区最高单产。要知道,新中国成立前,山东省小麦平均亩产只有41.2公斤。
　　余松烈获得过无数的荣誉,但他最看重的,是1996年6月,喜获丰收的120万滕州农民自发为他颁发的金质“丰收”勋章,上面写着  “科技兴农、功勋卓著”。他认为,农民的夸奖是最高的褒奖。

我的阵地在农田
我的伙伴是农民

     1978年3月,余松烈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被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1980年,59岁的他实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心愿。
　　余松烈培养的第一位博士、山东农大副校长王振林说,余教授50年代就提出了入党申请。几十年来,他质朴厚德,爱党爱国爱校,信念坚定,不忘初心,即使在“文革”动荡的年代,受了那么多批斗和委屈,他仍然坚信党的领导,矢志不渝。入党后,他更是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一位共产党员的誓言。
　　余松烈是农业部小麦顾问组成员,又是山东省小麦技术顾问团团长。“余先生工作经常通宵达旦,每年有180天左右在各地奔波,忙完了校内忙校外,忙完了省内忙省外,节假日很少有在家的时候。”余松烈教授的学生陈雨海说,令人们尊敬的是,他在年逾九旬时还坚持到高产试验田实地考察小麦的长势。
　　在小麦高产攻关试验过程中,余松烈身体力行,不管是骄阳似火的6月,还是北风凛冽的寒冬,他深入田间地头,解答农民的疑难,亲自向农民示范。“余教授给农民学员讲课,常常是讲得嗓子哑了,让农民兄弟很感动。干活也是好把式,累得汗流浃背,我夺他的锄头,可他就是不放,对我说‘搞科研来不得半点马虎,能干的必须亲自干,正像毛主席所说的,你要知道梨子是啥滋味,必须亲口尝尝’。”级索镇原副镇长孔德贵回忆,“后来余教授当了院士,仍没有架子。我们给他准备的招待所套间,他硬逼着退掉。他说,‘我是来搞科研的,不是来参观旅游的,我的阵地在农田,我的伙伴是农民,研究农业的,不能与农村、农民隔绝。’最后住进了农技站,吃饭在镇伙房；到田间做科研、讲课,吃饭时多是两个烧饼一碗汤。”
　　山东农业大学小麦栽培生理研究室副主任、常年跟随余院士一起搞科研的田奇卓教授说,余老在生活上一分钱当两分花,当时铅印讲义的背面,他也要对折过来用来写论文,但在科研上,他却从不吝惜他的财物。董庆裕提到,“余老师对科研经费的使用十分慎重,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公私分明,从不乱用。但我们的项目缺经费时,他就毫不犹豫地从工资或院士活动费中拿钱支持,有时还买农用机械送给农民用。”
　　在党组织生活中,余松烈也始终严格要求自己。“虽然余老师很忙,但他反复和我说,党支部组织学习活动务必要通知他,不要顾忌他的年龄和身体,如果能参加,一定要来；如果不能参加,也一定要把学习材料给他看。”余松烈所在党支部书记李向东说,“余老师在生病住院时,还经常催问身边人,是否及时代他交纳了党费。”

身后惟留麦浪滚滚桃李芬芳

    在山东农业大学校史馆,一张该校师生两代院士的图片给人印象深刻,它留住了那个令人动容的瞬间:2007年 12月  29日,在山东农大教授于振文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当天,63岁的他手捧鲜花走进了余松烈的家中,向培养和教育自己的恩师表达感激之情。
　　“我的成绩离不开余老师的教育指导。”提起老师,于振文满怀敬重,“我不仅从余先生那里学到了基础理论,更重要的是他严谨治学精神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对我影响特别大。”
　　余松烈重视  “实践第一”,“实践先于理论”,特别重视对农村科技人员的教育和培养。自1980年以来,在省内外示范推广冬小麦精播高产栽培技术的过程中,他走到哪里,就讲到哪里,“田间课堂”遍地生花。在教学、科研实践当中,他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农学专业人才,现已遍布全国各地,他们已经成长为教学、科研和技术推广部门的骨干力量,其中不乏著名的院士、专家、教授和研究员。
　　余松烈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感染了身边每一个人。“我第一次见余老师,是他和我们学生一起排队打饭,后来上他的专业课《作物栽培学》,余老师带着家乡口音,但思维活跃,板书清晰。”甘薯专家史春余说。余松烈为了完善和发展作物栽培学学科理论,笔耕不辍,写下了数百万字的教材、讲义、专著和论文。“2003年,余先生已经83岁,他爱人也刚去世不久,他提出要写书,总结小麦栽培生理研究室的研究过程和成果,经过大家一年多的努力,完成了47万字的《现代小麦栽培科学及其发展展望》。”田奇卓教授介绍,“余老师住院后,在病床上还念叨亩产800公斤的目标；弥留之际,还向身边的女儿要教材,说要给学员讲课。”

（摘自9月7日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