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不可不弘毅
文章作者:柳均   |发布时间:2017-01-08
 


  2014年,朱信凯教授  40岁,也就是这一年,他被中国人民大学任命为苏州校区党委书记兼国际学院院长、中法学院院长,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所有学院中唯一一位70后一把手。就在这项任命之前一个月,他刚刚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而且是当年最年轻的入选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和长江是有缘的,刚当选‘长江学者’就被学校派到长江流域来工作了。”

农业大学造就了他的思想和意志

    朱信凯 1998年本科毕业于山东农业大学,硕博连读于华中农业大学,2003年获得农业经济与管理学博士学位,在农业大学一共学习生活了  9年。“是农业大学的9年成就了我,锻炼了我的意志,造就了我的思想。”朱信凯说:“我自豪于自己农业大学的出身,因为这是我思想的起源和成长地。”即使目前已经是著名经济学专家,他每年仍要安排时间到农村调研,到各农业大学了解中国最前沿的农业技术与创新。
  山东农业大学的杰出校友一直是他学习的榜样。中国远缘杂交小麦之父李振声院士、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等校友,都是他敬重的学长。“韩俊师哥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无论是他的思想还是成长轨迹都值得每一位农业经济系的毕业生追随。”韩俊是目前中国农业与农村改革最核心的智囊之一。“山东农业大学不仅给了我知识,还给了我家庭,我爱人就是我同班同学,因此,与农业大学的感情我应该是最深的。”
  “目前我们这个社会对农业大学有一种认知上的极大误区,这种认知甚至会误导我们的现代化方向和进程。”朱信凯说,“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我想,这大概与中国几千年农业社会发展所形成的思想基础有关,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人误解了农业、农村与农民的关系。”
  朱信凯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我们一再强调农业与农村工作的重要性,但毫无疑问的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整个社会却表现出了一种越来越强的  “离农”倾向。农业相对的低效益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决定了“离农”意味着“离贫”,城乡之间巨大的与身份相关的利益差异决定了“离农”同时也意味着“离开农民身份”,这都是理性的抉择,无可厚非。但当这种“离农”倾向与“对农业的无知”深深根植于越来越多的人的大脑并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的时候,这种“离农”倾向就必然异化为对“三农”的盲目排斥,从而导致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误入歧途。
  朱信凯的观点非常明确,当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完成后,“农民”将终结于“农业从业人员”,“农业从业人员”也将不仅仅是农产品的初始生产者,而是赋予了其农业增加值的创新者、农业相关产业价值链的构建者等新的内涵。“农村”将终结于  “小城镇”“微城镇”与“规模农庄”,它们在生活环境上甚至比城市更具竞争力。“农村与农民随着社会发展与进步终归是要消失的,但是农业却是永恒的,当前国人是把对于农村凋敝与农民贫困的认知嫁接到了农业上,从而误读了农业,继而误识了农业大学。中国什么大学都可以滞后发展,唯独农业大学要优先发展,这涉及中国发展的根本问题。”朱信凯坚信这一点。
  温家宝总理在视察中国农业大学时对青年学生讲过一句话:“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上大学的机会,我一定选择农科大学。”这既讲出了总理的心声,也激励着像朱信凯这样的农大学子。从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后,朱信凯受聘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主要教授农业经济学、农户消费与农村市场学等课程。“到人民大学任教是我人生最大的转折点,人民大学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面旗帜,从农业经济学的环境到人文社会科学的环境,对我个人的学术提升至关重要。”朱信凯说,“农业大学的脚踏实地形成了我知识层面的原始积累,人民大学的实事求是与经世济民扩展了我的研究与思考视野,这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
  “要做最好的人大教师。”这是朱信凯给自己树立的标准,无论是什么课程,他总要花比别人多得多的时间来备课,因此,他的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
  除了教学,他在科研上更是花了别人几倍的精力和时间,调研、座谈、写报告几乎占据了他教学之外的所有时间。因为优秀,他35岁即担任了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副院长,36岁被破格聘任为博士生导师,37岁受聘教授,40岁受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成为从受聘教授到受聘  “长江学者”时间间隔最短的学者。

对专业无限热爱 对教学无限钟情

     “我是我的大学和研究生同学当中唯一从本科生到博士研究生再到工作岗位一直没有离开农业经济与管理专业的。”朱信凯自豪地说。
  “选择农业经济专业是一种偶然,但从大三开始就越来越喜欢这个专业,因为这是中国最重要的专业之一。”朱信凯说,“相比那时最热门的专业软件工程而言,农业经济冷门多了,但我真的很幸运,误打误撞上了自己当初选择时根本不懂却在了解后无比喜欢的专业。”
  朱信凯认为大学学什么其实并不重要,尤其是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专业而言,关键在于要知道怎么学习,怎样培养自己对本土化问题的兴趣和敏感度。
  “人文社会科学是研究人文社会现象的科学,你认知和研究的人文社会现象越重要,你作出的贡献才可能越大。”朱信凯侃侃而谈,“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经济中心正在不断向中国转移,中国发展与中国历史所呈现的中国现象无疑将成为未来世界最重要的人文与社会问题之一,而中国至少在未来一百年之内,农业与农村都将是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和难题,因此世界各国都在关注中国,关注中国的农业与农村。”说着,朱信凯又回到了他的专业上:“你说农业经济专业多重要啊!”
  对于当前方兴未艾的读史读经典热,朱信凯也有自己的认识,他认为当前的大学生更应该甚至必读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治经济史,不了解这段历史就不了解中国。“连说出来的话都是外行话,更谈不上研究中国问题了。”
  朱信凯获得了  2014年度的中国宝钢优秀教师奖,他的课是同学们公认的最喜欢的课之一。“他总是能够以最经典的故事、最诙谐的语言把最深奥的理论讲清楚。”他的博士生黄勇说。许多幽默是他自己的发明,比如,他通过猪牛羊的生殖率差异解读生猪调控政策的效果等,让同学们在哈哈大笑中体会了深奥的理论。我们在人大苏州校区随机采访了刚刚听完朱信凯讲座的一位参加在职培训的当地领导:“他的课太有意思了,三个小时没有任何课件,逻辑严密,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一个理论接着一个理论,名校教授就是不一样。”

扎实的研究与学者的担当

     朱信凯是当前我国农业经济学界在《经济研究》与《管理世界》发表学术论文最多的学者之一,他的研究既有理论深度又有现实意义。他认为当代中国是一片经济学研究的热土,这个时代为青年学者未来成长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因此他常说  “脱离本土化问题研究的经济学者是短视的”“不了解中国国情、对中国问题不敏感的学者是没有希望的”。他鼓励学生到美国去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学习国外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但一定要回到中国来研究中国的本土化问题。“一个世界级经济学家即将倍出于中国的时代马上就要到来了,我在每次演讲中都要讲这一观点。”朱信凯自信地说。
  “经济学教授就是要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大众,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讲更是如此。”朱信凯不仅学术研究成果丰硕,他还更关注社会服务。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做专题讲座的最年轻的学者,38岁即登上国家最高讲堂,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各位常委讲授粮食安全与现代农业。
  “我最满意的研究成果就是关于CPI的研究,从2003年开始,一直到2010年被中央决策采纳,自己坐了至少7年的冷板凳,还有几次被人批评为毫无意义的研究。”但朱信凯始终坚持  “降低农产品和食品在CPI中的比重是中国经济的一剂良药”。朱信凯是我国较早开展CPI与宏观经济研究的学者之一,他的研究成果于2010年得到了3位国家领导人的同时批示并直接推动了中国CPI结构调整的常态化。
  在采访中,朱信凯多次提及他给农业下的定义:“农业是一个集技术、经济、政治和国家安全于一体,伴随和支撑着整个人类进化史,并随社会发展与进步越来越表现为多功能性的永恒的魅力产业。”他坚持“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农业”,“中国必须从全食物链的角度进行农业的顶层设计”,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包括食品安全问题在内的诸多改革难题的关键。他目前正在为此而努力奔走与呼吁。
  他在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讲稿中有一段话被删去多次,但他始终坚持写进去。“既然是讲课就要把我所理解的真实现象告诉大家,要把危害告诉中央决策层。”他又对我们说了一遍这段当时差点儿被删除的话:“当前我国农业与食物管理的顶层设计实际上是以粮食为链条的部门割裂与分治,农业及食物的管理职能被分散到了若干非农部门。我国涉及农业职能的部委多达十几个。相比发达国家,我国现行的农业行政管理体制,部门分割,各自为政,任务不明确,管理分散,任务和手段不一致,部门之间有利的事情互相争夺,无利的事情互相推诿。有事大家一起干,出了问题谁都不负责任,矛盾难以在部门之间协商解决,只能将大量的矛盾上交国务院。国务院领导忙于协调,导致决策成本上升,决策效率降低,政令的执行就更困难了。”这就是一个学者的担当和责任。

外圆内方的性格与治院的独特之道

     与朱信凯交流,你会感到他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无时无刻不在感染着你,他开朗的性格会让你在不知不觉中进入到他的思维与逻辑之中。
  朱信凯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党委书记并兼任国际学院与中法学院两院院长时,苏州校区正面临着艰难的转型。从早期的国际学院暨苏州研究院到后来的中法学院,再到现在的苏州校区,中国人民大学在苏州异地办学走过了10个春秋,面临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的全方位转型。“制度先行是校区发展转型的根本。”朱信凯说,“过渡期的诸多问题源于制度设计,制度调整没能及时跟上必然导致发展受阻。”因此,朱信凯一上任就从校区人事与薪酬制度改革入手,通过建章立制建立科学合理的职位晋升与薪酬激励机制,受到了全体教职员工的热烈拥护。
  为了理顺国际学院、中法学院与文化科技园的关系,朱信凯数次组织学校党委组织部、产业处等相关单位领导座谈会商,最终创造性地提出了“三级管理、充分授权、集体决策”的文化科技园管理新体制,为异地办学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趟出了一条新路,受到了学校领导的高度评价。“做这些事,你要没有私心才行。”这是朱信凯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事关兴亡不让寸,无碍大局多依人”“心大载物无巨细,博爱尽事事无争”这是朱信凯的座右铭,体现了他的为人之道,独特的治院之道自然也缘于此。
  中国人民大学主要领导曾经用“内方外圆、治院有方,把一根鸡肋变成了一根鸡腿”来评价朱信凯上任不到一年所做的工作。这从我们采访的一位位苏州校区的教职员工那里得到了印证。